欧一里的钱包很旧了。
深棕色的牛皮磨得发亮，边角绽开细细的线头，像极了老人手背上的皱纹，那是他二十三岁结婚那年，妻子秀兰用纺织厂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，此后四十年，钱包换过两次拉链，缝补过三回边角,唯独没有换过。
街坊们都笑话他，老欧啊，你这钱包比你儿子的岁数都大，还舍不得扔？儿子也劝：爸，现在都手机支付了，要钱包干什么？欧一里总是摆摆手，把钱包往怀里一揣,笑而不语。
只有欧一里自己知道,那钱包里装的不是钱。
最里层的夹层，压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是秀兰十九岁时的模样，两条粗辫子搭在肩上，笑得眉眼弯弯，照片旁边，是一张1979年的电影票根——《小花》，那是他们第一次看电影，他紧张得整场没敢看她,散场后却把票根攥出了汗。
中间的夹层里，塞着几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一张写着“今日欧洋出生，母平安”，字迹颤抖，是他在产房外记下的；一张写着“1985年6月，秀兰第一次说想吃西瓜，买了，八毛钱”；还有一张只写了四个字：“她走了，冷。”——那是秀兰病重的那年冬天。
欧一里不识多少字，一辈子在五金厂做工，写起字来笨拙得像个小学生，可这些纸条，他写了一张又一张，写完就折好，放进钱包，四十年来，钱包换了又换零部件,纸条却一张没丢。
去年冬天，欧一里也走了，走得很安静，睡在过去,没再醒来。
儿子欧洋整理遗物时，才第一次打开父亲的钱包，没有存折，没有现金，只有那张照片、那沓纸条，还有一枚用红线缠着的小铜铃，那是秀兰生前挂在厨房门口的，她总说，听见铃响,就知道家里人回来了。
欧洋捏着那沓纸条,在父亲的小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后来，他没有把钱包烧掉，而是买了一个玻璃盒，把钱包端端正正地放进去，摆在自己家的书架上，有人问起,他就说：
“这里面装着我爸的一辈子，也装着我妈的一辈子。”
有些钱包是用来装钱的，而欧一里的钱包,是用来装岁月的。
